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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
2015-11-02 11:30:01 来源: 作者: 【 】 浏览:868次 评论:0

     胡乔木(1912-1992),原名胡鼎新,江苏盐城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抵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中国青年》主编。 1941年2月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年4月随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出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中顾委常委。享有“党内才子”、“中共第一枝笔”盛名。

  他才学超群,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以党的名义、领袖的名义发表了大量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重要文献,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人史册的重要著作和文件,他就是蜚声中国政坛和文坛,被誉为“党内才子”、“中共第一枝笔”的胡乔木。

 

刻苦求学

 

    胡乔木,1912年6月1日出生于盐城西乡张本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以“革故鼎新”之意,为其取名“鼎新”。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清朝末届科举秀才,诗文出众。早年追随孙中山,1912年加入国民党,1913年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民主建政时,为盐城县参议会参议员,是盐阜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胡乔木的母亲夏氏,相夫教子,勤劳贤慧,持家有方。胡乔木兄妹五人,排行居中。

  胡乔木天资聪颖,受家学熏陶,6岁时已能熟背几十首唐宋诗词。这年,父亲因拒绝段祺瑞贿赂,离京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绕道回家探望,觉得胡乔木有出息,可以造就,便决定让他入鞍湖小学读书。小学期间,胡乔木就显露出爱好读书的天性。他不满足老师讲的课、教的书,利用课余时间阅读父亲留在家中的各种藏书。时常在晚饭后,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看到深夜。因总是穿一身土气的黑粗布衣裳,好读书,被同学们戏称为“土包子”、“书痴”。胡乔木酷爱读书,且有写作天赋。有一次,他读完晚清诗人陈玉澍《后乐堂集》中的《七夕》诗,写下一篇《读<七夕>》的作文,文中对作者表达的对银河、娲皇的批判和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以及对世俗礼教的愤懑和抗争,予以认同并有感而发。深受国文老师张持白赞赏,在课堂上朗读、点评,给予较高评价。1924年,胡乔木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是鞍湖小学唯一考取省立八中的学生。

  江苏八中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学校。这里良好的学习环境,“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教育,使胡乔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洗礼。初二期间,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来扬州省立第五师范演讲,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为了救国。恽代英富有鼓动性和影响力的演讲,使聆听演讲的胡乔木深受教育和鼓舞,懂得了读书救国的道理。他开始秘密借阅《中国青年》,读罢耳目一新,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等名字立刻印记在他的脑海。不久,他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文章,强烈地吸引了他。后来,他又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及其他众多进步书刊,逐步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倾向革命。1926年,八中进步师生为宣传国共合作北伐,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组织上街游行,胡乔木带头进行街头演讲,遭到逮捕,幸因年少得以获释。1927年,省立八中与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改称江苏扬州中学,高中部分文、理两科,胡乔木被编入理科。但他仍醉心文史,其作文和五言古词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和佳作在班上传阅、点评。他还经常撰写文章和诗稿在校刊上发表。他的《淮扬方言论》、《近代文艺观测》、《别辞》等许多作品,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喜爱,成为扬州中学有名的校刊编辑。1929年,苏北大旱,田中无收,家中经济一时遇到困难,无力供其继续读书,这时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年,不愿中途失学的胡乔木,找校长叶维善帮忙,校长早就赏识他,便安排他替其批改学生作业、刻钢板印讲义,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1930年夏,胡乔木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入学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后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找新生谈话,问胡乔木兴趣爱好和打算。胡乔木据实回答:“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教授给他出主意:“文科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于是胡乔木便转到文科。本想入国文系,因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缺额,随即入历史系就读。这时的清华园,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会开展的进步活动十分活跃,胡乔木很快融入了进步学生的社会活动之中。这年底,胡乔木由经济系同学、时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组织的领导下,胡乔木成了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他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编校刊,散传单,办平民夜校,宣传进步文化,发展团员……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投身革命

 

    胡乔木在清华大学仅读了一年书,便于1931的8月被调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陷,举国上下为之震撼。胡乔木积极参加和领导北平的学生游行示威,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还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抵制日货等抗日救国活动。1932年初,共青团北平市委因抵制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做法,被中共河北省委认为是“右倾”而下令解散。他的名字“胡鼎新”上了北平警察局抓捕的“黑名单”。

  胡乔木在北平已难立足安身,又生了病。父亲知道情况后,建议他先回盐城调养身体,然后再作打算。经请示组织同意,胡乔木于同年5月离开北平,经上海返回家乡盐城隐蔽休养。

  此时,盐城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斗争环境更加恶劣。回盐城不久,胡乔木便去盐城县城探望任盐城贫儿院院长的姨父朱木春,结识了该院中共地下党员刘必余。经刘介绍与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原名嵇荫根)接上了关系。是年秋,由蔡道生介绍,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

  1933年春,在白色恐怖笼罩中,一本以宣传民主和自由为主旨的综合性文艺刊物《海霞》,在人们迷茫、企盼中应运而生。主编乔冠军(乔冠华之兄),而策划创办人和实际主编便是胡乔木。《海霞》的面世,即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海边激浪,跃出一轮红日”的封面和以“反封建反独裁、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给人以振奋和力量,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由于经费困难,《海霞》共出三期便停刊,改出《文艺青年》小报,胡乔木仍任主编。他亲自撰稿和翻译作品,还约请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乔冠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和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等文章,在《文艺青年》上发表。同年9月,蔡道生被捕叛变,交出地下党名单,胡乔木险遭逮捕。脱险后,于10月经上海到达杭州,人浙江大学外语系学习。一年后,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离开杭州去上海。

  1935年2月,胡乔木在上海找到了同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中央地下党员的陈延庆(原名王翰),被分配担任社联沪东区干事,并参与社联编辑部工作。5月,经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人党。不久,便担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10月,胡乔木任新成立的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书记,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世界语小组等八个革命组织,创办有《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进步刊物。他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积极开展革命文化活动。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胡乔木调任宣传部长。次年1月,江苏临委改组,李凡夫任临委书记,胡乔木、陈延庆、钱俊瑞、徐寒雪为成员,胡乔木仍分管宣传工作。三个月后,胡乔木接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通知,与李凡夫离开上海,同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日后出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风云中国政坛和文坛的非凡人生。

 

任毛泽东秘书

 

    1937年7月,胡乔木到达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胡乔木的特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后去安吴青训班任副主任。在安吴青训班,他与青训班女生分队政治指导员李桂英一见钟情,并于1938年7月结为伉俪。婚后,胡乔木对李桂英说:我到延安后改名胡乔木,《诗经》上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你改名谷羽最好,富有诗意。李桂英欣然同意。8月,胡乔木即调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1939年4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中央决定复刊《中国青年》,胡乔木任主编。次年5月,安吴青训班撤到延安,改名“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出任教务长(陈云为校长)。他亲笔作词,由洗星海作曲,为“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谱写了校歌。

  这时的胡乔木,正进入成熟、自立的“三十而立”时期,在革命队伍虽属后辈,但已有一番不同凡响的经历。他能诗善文,具有深厚广博的文化知识基础,清晰的理性思维和畅达的文字表述能力。在主编《中国青年》时,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他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论述马列主义的特点和中国青年运动必然趋向马列主义的原因。此时,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先写了《五四运动》一文,又在抗大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当毛泽东读到胡乔木的文章时,极为赏识,称赞“乔木是个人才。”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策划发动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毛泽东深感进一步肃清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十分迫切和必要,决心加快进行全党整风的准备工作。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调胡乔木等4人到秘书处工作。由毛泽东“点将”,年仅29岁的胡乔木担任了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整个四十年代,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胡乔木随同前往。1947年4月中旬起,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历经艰险。 1948年4月跟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并出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3月,他列席了七届二中全会。随后,即跟随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前往北平,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过程中,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

  胡乔木出任毛泽东秘书,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到毛泽东身边,他就协助毛泽东编校《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接着又参加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毛泽东赞许。此后,在毛泽东指导下,他从事新闻、政论的写作。毛泽东出个题目,说个意思,胡乔木就写出一篇社论、评论或新闻。毛泽东稍加修改,就送报纸、新华社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有力地发挥了新闻舆论的指导和配合作用。在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胡乔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参与了《双十协定》的起草,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以“乔木”署名撰文驳斥国民党方面制造和散布的种种谰言以及对中共的各种歪曲的指责,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1941年6月至1946年11月,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评论,收入《胡乔木文集》里的就有56篇。不少社论和评论,如《教条与裤子》、《请重庆看罗马》、《驳蒋介石》等,传诵一时。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间,新华社播发他写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就有三四十篇。这不仅要有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更要有才气。毛泽东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在迎接新中国诞生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名篇,如1949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无可奈何的供状》、《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是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完成的杰作。

  毛泽东对胡乔木极为欣赏。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即对他委以重任,除让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主管新闻宣传外,还将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交他掌管。同时让他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等许多职务。1954年起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邓小平为秘书长),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正式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向世界和中国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个人物。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这篇讲话是第一次出访苏联,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胡乔木代笔。如此重要的官方谈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登出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这也是毛泽东刻意安排的。这部简明党史原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庆祝“七一”的报告,毛泽东阅后却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胡乔木的名字为中国和世界所熟知,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和中共党史专家。

  五十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文件。

  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同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制定的。胡乔木是主要起草人。

  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胡乔木参与起草。

  1956年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个报告,是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的。

  1956年中,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年底,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反共浪潮和思想混乱,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该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篇论文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代表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奉毛泽东之命胡乔木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作了重大修改。

  与此同时,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领导新中国的新闻工作,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教育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在胡乔木主持下,从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面目一新,摆脱了苏联《真理报》那种教条习气,把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相结合,办得生动活泼。他在领导办报的过程中,时常亲自写稿、改稿和主持评报会。据《人民日报》档案中保存的胡乔木手稿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稿、改稿近500篇,其中国际评论约200篇。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60年代初,胡乔木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得知胡乔木要靠安眠药睡觉,靠兴奋剂清醒,非常关切地给他写信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信中引曹操《龟虽寿》诗句“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相劝,并亲自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还叮嘱“如你转地疗养,谷(即谷羽)宜随去”。殷殷之意,溢于言表。此后,胡乔木即遵嘱转地疗养。

    经过三年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1964年秋在杭州,就想重新弄笔了。此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元气逐渐恢复,10月14日,苏共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诗兴勃发,尝试作诗填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先后作《词十六首》、《诗词二十六首》,分别寄京,请毛泽东阅正。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诗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修改,并亲自批送发表。这让胡乔木惊喜万分,他称毛泽东对自己诗词中一些句子的修改“实有点石成金,出奇制胜之妙”。由毛泽东定稿推荐,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9月29日,又登出《诗词二十六首》,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

  文革开始后,胡乔木受到冲击和揪斗。1967年3月,伴随着批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胡乔木被“半点名”地成了批判重点。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上天安门途经胡宅,令停车看望,因敲错门未能如愿。第二天安排专程前往,又遭江青吵闹阻拦而未成行。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心到了。”胡乔木得悉毛泽东没有忘记他这个秘书,欣慰地说:“我心领了。”毛泽东此举,使胡乔木此后免除了揪斗之苦,但背靠背的审查一天也没停止过。直到1974年秋,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而“亮相”。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国务院工作,胡乔木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一方面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方面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他参与和指导起草了《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三个文件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于是胡乔木再一次靠边。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粉碎了“四人帮”,他才重新复出。

  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毛泽东这样一位导师指导下,做事、写作,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效法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面,受益匪浅。胡乔木善于理解和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对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才华智慧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提高,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共理论家、“中共第一枝笔”。他非常珍视毛泽东对他的教诲,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他在1965年七一前夕作《七一抒情》(七律四首),其中第一首写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万钧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该诗深情地回顾这段经历。1982年,他在七十华诞时又作七律《有思》,开头四句,抒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情怀:“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晚年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也由衷地写道:“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

 

 

中共第一枝笔

 

    1977年,中国科学院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划出,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院长,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主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胡乔木再度出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耀邦为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从这时起,直到中共十三大,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都由胡乔木负责。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胡乔木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十二届一中全会,胡乔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 75岁的胡乔木退居二线,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从事党史研究工作。1991年,为迎接建党70周年,胡乔木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撰写了以个人署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表于6月25日《人民日报》,还抱病审定了中央决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高深造诣,也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领域无与匹敌的学术地位。

  胡乔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才子。他博学深思,勤于笔耕。他对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出自他笔下的大量社论、评论,其敏捷的思维、缜密的逻辑、犀利洗炼的文辞,警辟动人;他虽然不是处在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决策者,但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常常都是通过他那严谨而优美的文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胡乔木巨笔如椽,惊天地,泣鬼神,不负“中共第一枝笔”的盛名。

  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整理的。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被列为延安整风全党必读文件。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胡乔木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参与起草,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对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由胡乔木主持编辑。

  毛泽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由胡乔木整理而出。
    
  胡乔木这枝笔,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其中,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赞扬胡乔木:“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邓小平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枝笔杆”。

  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在发表、出版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胡乔木依然是“中共第一枝笔”。

  1978年,在邓小平指导下,胡乔木主持起草和发表了《贯彻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一系列文章,在经济领域率先吹响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号角。

  为世人嘱目、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会议公报均出自胡乔木之手。这个主题报告为重新确立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基础,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特征的右的社会思潮和新的社会动乱的苗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性文献,是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导下,由胡乔木负责起草的。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特殊贡献。

  胡乔木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胡乔木主持了修订《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词选》新版本。

  胡乔木虚怀若谷,求真务实,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他还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2年9月28日7时16分,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新华社于10月3日发出《胡乔木同志生平》的电讯,称:“胡乔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对胡乔木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的不朽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


参阅资料:

    叶永烈:《胡乔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年2月
    程中原:《从“学徒”到中共第一枝笔》(江苏省委党史办《世纪风采》 2001年第1、2期)
    茆贵鸣:《根植盐阜大地的“乔木”——胡乔木的故乡情愫》(江苏省党史办、盐城市党史办合编《飞鸿雪泥——文化名人与盐城》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盐城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供稿

 

附:胡乔木的一封“要房信”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是我常去的地方,其中的旧书坊是光顾的重点。那里有几个摊位上常见“名人手迹”,有时出现若干很值得收藏的东西。几年前的一次,我甚至在那里见到了胡耀邦介绍曾山到北京医院求医的手写便条,持有者索价2000元,不还价。我身边没带这么多钱,稍一犹豫,待再去寻找,已经杳如黄鹤了。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3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400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

  李副主席:

  社会科学院有3名著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著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

                                   胡乔木(签名)

                                       1977年12月2日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摘自《纵横》2003年1月号  文 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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